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青海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地。上世纪50年代，在西宁出土了一批波斯萨珊银币，见证了千余年前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华。
年，在西宁隍庙街，展开了一次工程施工，未料想，这次普通的施工，竟开启了一扇人们走向历史的神秘之门。76枚银币的出土，将青海人眺望世界的目光拉向了遥远的西方，拉向了那个名叫波斯的国度。
夏鼐断代波斯银币
年，青海省粮食厅在西宁城内隍庙街（今解放路）工地挖地基时，挖出一批银币，这些银币是装在一个口径10厘米、底径10厘米、高约25厘米的小罐内。罐内除装有银币外，还有货泉、开元通宝等铜币。考古人员从发现的76枚银币中选出20枚测量，直径2.5厘米至3厘米，重3.8克至4.1克，平均为3.95克。
这批银币的出土，在当时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引起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极大兴趣。经过研究，他断定这些为公元年至年的波斯银币。当时，正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国王在位时期。
(出土的银币)
波斯萨珊朝通使中国第一次见于记载是在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年，即卑路斯即位的前两年，其后在年、年、年、年四次通使中国，当时嚈哒占据喀布尔河流域，侵略波斯。卑路斯在和波斯作战中阵亡。夏鼐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和波斯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频繁，所以有这样大批的卑路斯银币在我国境内发现。银币同坑出现实属罕见。夏鼐先生根据银币出土时的状态判断，这些银币出土于同一坑穴绝不是偶然。
那么，这些银币的主人是谁，他为何将这样一笔大量的财富埋藏于地底？因为史料的匮乏，而无法考证，唯一可以推断的是一千六百多年前，河湟谷地便已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商贸交通的要冲。
银币流通时间并不长
夏鼐先生经过近两年的详细考证，撰写了《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并发表于年的《考古学报》。他认为，这些波斯萨珊朝卑路斯银币，花纹大体上是同一类型。依照正面王者肖像的不同，银币分为AB二式，并用较大篇幅来描述这两种币式。
萨珊银币A币式的图版本组图片翻拍自《青海古代文化》
A式的王冠前一新月，冠的后部有一雉堞形饰物，这一式共15枚，A式的几枚正面都是王者肖像，王冠的侧面和后部都有雉堞形的饰物。这是波斯宗教中“天”的象征。冠顶和前部都有新月各一轮，冠顶的新月还托住一个圆球。冠后有两条飘饰。有些比较清楚的银币上，还可以看出王冠底部有一列连珠，脑后的发髻呈球状，髻后有一条由肩部飘上来的飘带。项间有一串连珠组成的项链。由脸前近肩部处开始，有一行钵罗婆文的铭文，夏鼐先生认为其为“主上、卑路斯”之意。
B式的王冠，冠上的前后都有翅形物，这一式共61枚。卑路斯银币B式的几枚，虽下面的王冠稍有不同，但仍是同一国王的。萨珊朝国王的银币，每王一般只有一式，但也有例外的，卑路斯的即是一个例子。他的银币共有二式，B式的特点是王冠的后部没有雉堞形饰物，却换上一对翼翅；冠顶后面没有两条细飘带，在面前却增加一条由肩上飘起的带形物，和髻后的一条相对称，波斯的宗教观念，以鹰鸟作为太阳的象征，犹如我国称太阳为金鸟，这一对鸟翅可能便是代表太阳的。
（卑路斯王冠的样式）
虽然银币的两种币式有所不同，但它们背面的花纹是一致的。背面都是通常萨珊朝银币的拜火教祭坛，坛上有火焰。火焰的两侧为五角星（或六角星）和新月。祭坛的两侧各有祭司一人，相对而立，右侧祭司的背后有铭文，是表示铸造的地点。左侧祭司的背后，有时无铭文，有时有表示纪年的铭文。
参照我国别的地方出土的类似银币，夏鼐先生认为，西宁出土的银币制作精良，这足以推断出当时的波斯王国拥有强大的国力。西宁出土的银币，磨损程度较低，这说明银币流通的时间并不长。如此品相的银币，对于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一千六百多年前波斯古国的银币工艺、商贸流通有着巨大的意义。
古道上的波斯记忆
中国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赵信先生在其参与编撰的《青海古代文化》一书中，不仅详细记述了这76枚波斯银币的出土，并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印证了在一千多年前青海的交通地位。古代中西交通孔道的丝绸之路的东端，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走廊而进入今新疆地区的。然而，波斯银币在西宁如此大量地出土，使得西宁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得以重新审视。专家认为，在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尤其是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其地位的重要性不亚于河西走廊。
历史上，法显在东晋隆安三年（公元年）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西行求法，并留下了“傉檀国为南凉景王秃发傉檀所都之乐都，当今之甘肃省西宁府碾伯县”的文字记录，经专家考证，法显叙述自己所经过的南凉国都，应该是隆安三年时的西平，而不是两年以后傉檀即位后所迁往的乐都。并据此推断出当时他的西行路线应该由今靖远经兰州、西宁，西北行度越养楼山至张掖。
之后不久，宋云等于北魏神龟元年（公元年）由洛阳赴西域求经。他由洛阳出发后，“西地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度流沙至吐谷浑国”，“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
在宋云之后，乾陀罗入阇那崛多由他本国东来长安。他经过于阗等国后，“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于时西魏后元年也”。“周明帝武成年（年）初届长安”。鄯州是后魏孝昌二年（年）所置的，即从前的四平郡地，隋大业三年（年）罢州复为西平郡。可见阇那崛多所经的路线，是由今日新疆和阗（古于阗），经过青海柴达木盆地而达西宁、乐都，然后东行赴长安。
“由史籍来看，经西宁—柴达木盆地赴新疆的青海丝绸之路，在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初，当时西宁在中西交通线上的地位可见一斑。西宁出土的这批波斯萨珊银币，再一次为我们增添了实物证据，更进一步证实了西宁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中西交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赵信先生说。
波斯独特风俗
西宁隍庙街出土的76枚波斯银币，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同时也对于研究历史纵深处青海的经济状况以及在历史长河中青海的经济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
（年9月19日,一行人路过解放路省粮食局。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经出土了76枚波斯萨珊银币。）
我省著名学者，青海省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崔永红先生不仅详细研究过这76枚波斯银币，并将它们的出土，视为青海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写入了《青海经济史》一书。他认为，青海南通巴蜀、北交凉州、西依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成为了中西方商贸交流的要道。在这一地区发现众多的波斯银币，实属偶然中的必然。同时，银币的出土，也见证了一千六百多年前波斯人独特的风俗。史载，商人在古波斯备受尊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波斯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在波斯国境外所发现的银币，一部分是由私人带回去作为纪念品，甚至被带到坟墓中作为随葬品。另一部分，尤其是一大批在一起发现的场合下，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被携带或窖藏着，所以它们被发现的地点，常可表示当时的贸易和交通的路线。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银币由中国商人带入西宁的可能性。
记者/郭晓芸
文/图
监制/史凯
责编/苏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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